作者：謝宏偉／2030台灣無貧困推進協會 研究專員
　　
　　所謂的無家者(homeless)，指的是因為總總因素，必須在街頭生活的人。在台灣一般稱為「遊民」或「街友」。他們是無家可歸的人，也是常常被汙名化的一群人，他們大多與原生家庭關係淡薄，或有各種身心疾患，導致無法有效工作，必須長期居住在公共空間或收容所。

　　儘管大多無家者都非常貧困，理應得到社會資源的扶助，但台灣的中低收戶門檻非常高，程序又複雜，導致很多「隱性低收入戶」的貧困者無法得到政府資源，陷入長期貧困境地。至於「有幸」獲得資格者，會因為不想失去資源，找工作時找沒有勞健保保障的職務，此類職場通常不穩定、低薪或屬於黑色經濟，但無從選擇，因為可能一有一般工作就被取消補助。

　　這波的疫情爆發時，無家者首當其衝就面對收入減少的威脅，好不容易政府防疫有成，然而今年年中卻陷入社區感染爆發的嚴重風險，讓在街頭生存的人面對更大的恐慌。

　　實際上，當年SARS疫情爆發時，首當其衝的也是無家者，當時的街友被認為是「移動傳染源」承受許多汙名，還是經由全台不同的NGO工作者，如新北的「台北縣志願服務協會」，高雄的「行德宮暨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棄而不捨的追查並主動關懷，協助測量體溫與物資發放，才讓大眾的恐懼延緩下來。但這波的武漢肺炎疫情從2019年底延燒至今，儘管有所緩解，但之後又爆發了社區感染的危機，而首當其衝的就是弱勢的街友。

　　和大多數人的想法不同的是，其實大多數無家者都有工作，但因受限於學經歷和技能，使得他們求職處處受限。更不用說許多人都有身心疾病甚至不良於行，或是有前科與信用問題，因此能做的職業很少，大多都是以打臨工為主，例如舉牌或出陣頭等可以領現金的工作。此外街友的年齡大多是中年以上，因為長期的街頭生活，許多人年紀還不到65歲，身體機能就比老人還差，所以也很難找到工作，有些人可以獲得社會局派工，每天打掃4小時，一天薪資500，一個月大約一萬多。至於舉牌的一個月只有6000，陣頭則要看機會，並不是天天都有，因此低收入基本是他們的日常，每天的生活本就捉襟見肘。

　　自從今年台灣進入社區感染階段後，許多無家者都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也出現了生存危機。原本生存在街頭的無家者很習慣使用公共資源，比如學校、廟宇或公廁等的資源。也固定都有NGO提供公共洗浴設施，或常有慈善團體前來送餐，但現在這些資源都大幅度削減難以取得，導致他們陷入衛生管理和基本生活機能匱乏的險境。長期協助無家者的「台灣當代漂泊協會」的執委郭盈靖表示，現在公共場所的飲水機和水源都暫停使用，這些都會直接影響無家者們的身體狀態，長期下來對於健康上也會有很大的風險。而社服機構也暫緩提供洗浴和供餐，對於失業的無家者來說，無異是更大的打擊。雖然目前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仍持續倡議台北車站等相關單位適度開放資源，但若疫情不降級就很難有成效。

　　疫情下無家者協力團體也難以從事慣常的直接服務，目前僅能從事口罩發放和物資配送等工作。以這次疫情最嚴重的台北萬華來說，該區域裡的艋舺公園就是台灣最大的街友聚集點之一。但也所幸萬華有相當多的無家者協力團體，諸如「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人生百味文化建構協會」、「台灣夢想城鄉營造協會」等團體，這些機構的社工們冒著被染疫的風險外出，到第一線的街頭服務街友，也號召大眾捐贈防疫物資，目前更進行倡議，希望將無家者納入疫苗施打的優先名單中。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指出，在這次的疫情下，因為網咖、速食店、超商等公共空間陸續封閉，使得街頭露宿者持續增加，如台北車站的露宿人數，一個月之內就由約180人上升到250人，這樣的聚集密度會反而會讓街頭染疫的風險大增，而這些成本，到最後仍是要社福資源和民間團體承擔。因此讓街友優先施打疫苗，其實也是守護公共安全，因為街友屬於流動人口，許多人連健保費都出不起，需依靠政府單位提供的「就診單」就醫，因此給予優先順序其實是減低後端的政府支出，只是目前仍未有實質進展。

　　台北以外的狀況也好不到哪去，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的社工王適墉指出，現在的街友已有年輕化的趨勢，他手上的個案就有二十幾歲的青年街友，儘管他們會盡可能地輔助就業，也會與「方舟就業協會」合作，幫忙介紹工作，就業輔導員也會跟雇主聯繫，以便回報狀況，之後再由街友協會這邊來跟個案接觸了解。不過他們能獲得的工作大多是清潔工、保全之類低薪工作，王社工說通常他們就業後很難安穩，「穩定的都沒有幾個」，現在疫情嚴峻，避免群聚之下，打零工的機會大減，他們也更難找到頭路了。

　　與台北不同的是，中南部的無家者服務團體很少，根據衛生福利部2019年提供的「列冊遊民人數」，全國列冊者為3040名，其中台北市821名居冠，第二、第三分別是台中的407名，高雄的389名。但台中和高雄的街友區域分佈更廣，資源卻更少。比如不同於台北有眾多NGO在協助無家者，高雄最主要的只有高雄市街友關懷協會，但王適墉社工一個人手上的個案數就有350人之多，身為第一線服務的外展社工，在疫情之下只會有更艱難的工作情況。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黃克先副教授指出，馬英九政府時代台灣簽署了聯合國人權兩公約，所以每4年就會有國際的評審委員來看台灣履行兩公約的情況，街友的人權，是連續兩次都被國際委員指出做得「非常不好」。2017年國際人權兩公約的審查委員，對於台灣的街友議題，就建議政府應制定國家遊民福利與人權法，並呼籲政府分配足夠預算與資源來保障街友人權，但直到目前都沒有立法上的實質進展。

　　必須正視「他們」就是「我們」

　　無家者之所以無家可歸的因素很多，有原生家庭的破碎，也有身心疾病的困擾，但必須要確定的，就是一個國家人權政策的體現，就在於願意對最弱勢者投入資源和服務到什麼程度。郭盈靖執委指出，他們目前接觸的街友有50位，以台北車站為主，有一些人會住收容所。但大多數無家者不喜歡住，儘管不一定有門禁，但出來一定要請假。「就我們聽到的，住進去一定要在一週內找到工作，不然就得離開。」找到的話，有些收容所可以住到半年到一年，一段時間會有評估，並會要求你存款。有些人最後能順利租房離開，不過有些人進去一般職場後，會發生一些大大小小的狀況，導致無法順利持續下去，又回到收容所。

　　不過每個國家的收容狀況都有不同，根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黃梓松的調查，日本政府會開辦所謂「地域生活移行事業」輔導，先由受託民間團體出面協助遊民找尋合適且願意出租之住屋，提供自立遊民居住，其租金由政府負擔每月五萬圓租金。註1這項服務是在東京展開的，顯示其首都願意正視無家者的議題。反觀我國首都的柯市長在2016年曾說: 「我最得意的事，艋舺公園的遊民被我們相當程度的處理掉。其實遊民你把他洗乾淨了，讓他坐在那裡他就變成遊客了。」註2當市長用「處理」一詞來面對街友，顯示他認為這是一個外在問題，而非自己要照護的民眾，儘管他們已經在台北住了很多年，都還不被當作自己人，更不用說「遊民」與「遊客」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這都顯示我們政府中部分人士對於無家者的思維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要真正面對無家者議題，首先就是正視他們的存在，並設身處地的去理解對方的困境，進而推動政策上的修正。對於長期定點露宿的街友，也必須正視他們也是社區的一份子，對自身的居住環境也該享有話語權。印度聖雄甘地說過:「貧窮是最惡劣的暴力。」對貧困者的看見與理解，其實正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人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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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黃梓松(2005)。《日本遊民業務之民間參與》社區發展季刊108期，頁278
註2：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9777
稱遊民「洗乾淨」就變觀光客　柯文哲遭疑失言